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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时间 - 责任编辑 - 程祈政 办公室里挂着红灯笼、中国结和书法,暨南大学日籍教授栗原博这样表达他的中华情。即使是节假日,他也会一早出现在这里,开始一天的忙碌。

编者按

广东是中国侨务资源大省。数以千万的侨胞和归侨,无论是在与中国相隔千万里之处打拼,还是已经回到故乡安居乐业,与中国及广东的情感始终相连。

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我们专访了3位与广东密切相关的侨界人物。他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,不仅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峥嵘岁月,亦彰显华侨华人和归侨为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作出的重要贡献。如今,新的征程已经开启,新的使命催人奋进,这些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动人故事,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砥砺奋进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办公室里挂着红灯笼、中国结和书法,暨南大学日籍教授栗原博这样表达他的中华情。即使是节假日,他也会一早出现在这里,开始一天的忙碌。

栗原博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:他母亲栗原悦子16岁时来华,把青春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,直到退休后才回到日本。栗原博本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,直到32岁时随父母迁居母亲的家乡日本。栗原博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大村智,成为研发创新药物的科研人员,先后任职于日本多家知名研究机构和企业。2004年,受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邀请,栗原博加盟创立不久的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。15年来,栗原博的团队聚焦中药对疾病易感性作用的研究,破解了中药药效表征难的瓶颈问题,建立起适合中药作用特点的药效评价方法,推动中医药现代化、国际化,获得了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。

“我的根在中国,母亲的榜样力量激励我回来,为中国的建设和中日间的交流尽一份心。”栗原博说。

其母是日籍中共党员

南方日报:您母亲是怎样来到中国的?

栗原博:我母亲栗原悦子出生在日本东京。1945年,美国空军轰炸东京,居民纷纷疏散。那时,我母亲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,因为家庭问题而离家来到中国东北,在延边找了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。不久,仓库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接收,她就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。

南方日报:您母亲当时年龄很小,从事什么工作?

栗原博:她在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分区的医院当护理员,那家医院里留用了一批日本的医生与护士。我母亲年纪小,很快就学会了中国话和朝鲜话,也做一些翻译工作。

之后,母亲随部队参加黑山阻击战等辽沈战役的多场战斗,辗转锦州、沈阳多地,护理伤员。之后,为支援新中国成立时期的重工业建设,母亲转业去了煤矿重地北票矿务局的职工医院,当时才20岁开头。

南方日报:您父母是怎么相识的?

栗原博: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医科大学生。1948年,他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中国医科大学留校工作的他,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。于是,在北票矿务局职工医院,我父母亲走到了一起。1954年,我在北票出生。我三岁的那年,随母亲去过日本探亲,几个月后还是回到了中国。

我父亲作为儿科主任,常常在深夜赶回医院救治病人,连续几天不回家是常有的事。母亲在内科工作,有时为抢救病人深夜时才能回来。

我母亲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申请入党,直到在沈阳药科大学工作期间,她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日籍在华中国共产党员,她觉得非常光荣。现在,在我日本家中的墙壁上,仍挂着一张母亲上世纪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。

南方日报:在推动中日交流方面,您母亲花费了大量心血。

栗原博:是的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,母亲多次向日本媒体介绍新中国的发展面貌,向日本议员解说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。上世纪70年代末调离北票到沈阳药科大学任职,她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,在沈阳广播电台教授日语多年,还担任中国国家医药管理局在沈阳药科大学举办的日语出国培训班,以及沈阳药科大学药学日语班的主讲。母亲说,她小时候有两个愿望,一是当护士,二是做老师。这两个愿望都在中国实现了。

母亲离休后回到日本定居,继续为中日友好出力,参加当地的中日友好活动。每当中国政府团来访滋贺县和大津市时,她都被当地政府安排出席。

来粤后转而研究中药

南方日报:您是怎么走上药学研究的道路?

栗原博:上大学前,我在辽宁下乡做过知青,后进入沈阳药学院(后更名为“沈阳药科大学”)学习,毕业后留校从事药理研究。1986年,我和家人回到母亲的故乡日本,获得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。我曾在日本北里研究所、日本科研制药研究所从事药学研究。1993年,我进入日本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三得利做新药研发。

南方日报:去日本前,您会说日语吗?

栗原博:我从小就听家人说日语,所以日语基础较好。我的普通话带有东北口音。

南方日报:您后来如何回到中国发展?

栗原博:到了日本,我心里总想有一天还会回到中国。2003年,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在暨南大学组建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。

我父母和姚新生院士曾经是邻居。姚院士担任过沈阳药学院的负责人,也曾是我母亲日语课的学生,赴日本深造后获得东京大学药学博士学位。我去日本后,一直和他保持联系,尽可能地提供一些科研所需的仪器。他后来邀请我加盟暨大,当时我49岁,还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年纪。于是,2004年,我正式来广州工作,并且在日本企业的支持下,带来了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与科研基金。

南方日报:加入暨南大学后,您的研究方向由西药转向中药吗?

栗原博:是的。中药是中国医学科学的特色,也是强项。但中药的作用机理尚待明晰,于是我选择这条路重新开始科研。

我的团队研究中药方剂对治病的科学内涵,基于“情志致病”中医理论,聚焦中药对疾病易感性作用的研究,构建起适合中药作用特点的药效评价体系。此外,通过研究心理因素对人们体质和疾病易感性的影响,我们的团队希望加强对疾病的早期预测、早期诊断,提高疾病诊断与防治能力。

南方日报: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,您一定也收到很多祝福。您带出了许多出色的学生,如何理解教师这份职业?

栗原博:人在什么环境里,就会有什么心态。总跟学生在一块,我个人也深受其益,感觉到活力与充实。同时,我也常常鼓励学生们发挥出更多的潜力与价值。

我的团队中曾有一个香港学生,学业优秀,但家庭条件不是很好。我连续几年为他提供经济支持,鼓励该学生攻读博士学位。从暨大博士毕业后,他入职香港一所知名高校,我对此很欣慰。

鼓励年轻人心怀匠心

南方日报:您是2011年度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。作为华裔日籍科学家,在促进中日交流方面,您做了哪些工作?

栗原博:中日是邻国,有几千年交往的历史,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两国间的学术往来日渐密切。我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大村智博士,也是暨大客座教授。

在中药的药效学及作用物质基础研究方面,我的团队与东京大学等日本高校有很多交流。今后的合作,会向产学研成果转化方面倾斜。在中药及保健食品的应用开发方面,中日团队的合作前景很广阔。

南方日报:您团队的年轻科研人员成长迅速,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?

栗原博:到暨大的头几年,研究团队只有我一人。2009年以来,我指导的“80后”博士何蓉蓉和“85后”博士李怡芳都留校工作。如今,她们都已是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。何蓉蓉教授还入选国家级多个人才项目,成为国家优青和珠江学者特聘教授。近些年,实验室先后获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、中国专利优秀奖、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。

在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早期,导师大村智告诫我,一个年轻人也好,一所实验室也好,选定科研方向后坚定走下去,持之以恒,一生做好一件事,就可能会有收获的。

南方日报:您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变化?

栗原博:中国曾经是贫穷落后的国家,如今,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,未来会变得更加强大,这个势头很明显。

也是由于中国的开放与高速发展,亚洲才得以真正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,“亚洲崛起”才得以真正成为现实。近些年,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重视。日本汽车和化妆品的业务主要增长点,就是有赖中国市场。中日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。

南方日报:您父母回中国多吗?他们对中国近年的发展新貌有何感受?

栗原博:母亲在中国工作大半辈子,回到日本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新貌。母亲是我一生的榜样!我父母都九十多岁了。每年冬天,他们都会来广州住两个月,对广州的环境和发展都很喜欢。现在我所做的一切,也是延续父母未竟的事业。

南方日报记者 龚春辉 林亚茗

策划:林亚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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